100年前出生的人，会经历什么？
那个时代的女性，会有怎样的故事？
今天想讲一位百岁老人，叶嘉莹。
1924年，那时北京还叫做北平，她出生在那里一个书香世家，今年已经99岁。
她生逢乱世，早年丧亲，去国离乡，寄人篱下。
她24岁结婚，后续却遭遇家暴，丧偶式育儿。
再到现在，她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穿裙子的‘士’”，传承着“士大夫精神”的品格和担当。
她捐款三千多万，成为2020年的感动中国人物，也是2015-2016年度的“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她一路是如何走过来的？
叶嘉莹出身名门，她的曾祖父在咸丰年间担任过佐领，祖父是光绪二十年的进士，父亲则是北大英文系的学生，后来去了航空署。
但这一切背景，在乱世中似乎都微不足道。
家庭给她最大的帮助，或许就是读书人的父母让她早早熟读经典，与古诗词结缘，这成为她未来的立身之本。
叶嘉莹的童年伴随着战争的阴影。
父亲在她小学时就常常失去联系，随着战况深入，后来多年都没有了音信。父亲回来时，她已经大学毕业，在她的青春期成长期，父亲都是不在的。
她读初二的那个暑假，发生了卢沟桥事变，那年她13岁。
她亲历了那段历史，因为她家住在西长安街附近，她能清楚听到卢沟桥传来的炮火声。
在纪录片《掬水月在手》中，她回忆道：“日本进城是从前门进来的，是堂而皇之就进来了……在长安街上，常常有日本的军车、吉普车，飞快地跑过去，他们在车上唱歌，他们唱《支那之夜》等占领者的歌曲。（真是）‘悲笳哀角不堪听’。”
北平陷落后，天津、上海、南京相继陷落。
身处沦陷区的她们与在后方的父亲更加联系不上。
她也曾迷茫，我们不断在苦海中挣扎沉浮的人生，有什么意义？
叶嘉莹曾说，她的人生经历了3次沉痛的打击，第一次是她17岁那年。
那年她考上了大学，可她的母亲却忧劳成疾，因病离世。
那之后她们姐弟就和伯父家住在一起，她一边上学，一边承担长姐的责任，照顾家里两个弟弟。
20岁时，她经历着抗战最艰苦的阶段。
“我们整年几个月吃不到白米白面，甚至玉米面都吃不到，就只能吃混合面。”
“北平的冬天十分冷，我小时常听到北风呼啸呜呜得很响……那是沦陷最艰苦的阶段，真是哀鸿遍野。”
生于乱世，她的成长中烙印着战争、动乱、生离、死别。
幸运的是，1945年，她还是顺利从辅仁大学大学国文系毕业了。
这之后她开始从事教育工作，在讲台上一站就是70年。
毕业之后，她遇到了后来的丈夫，经过对方几年的追求后，她感到对对方有责任，也觉得对方对自己还不错。
1948年3月，她南下和丈夫结了婚，同年就跟随丈夫去了台湾。
那时她24岁，她没有想到，对方会给予她人生中第二个沉痛打击，婚后的生活，会如此坎坷。
而这一去就是几十年背井离乡，无法回家。
命运弄人，到达台湾第二年，叶嘉莹的丈夫就因种种原因入狱。
之后叶嘉莹也被牵连受审，她带着嗷嗷待哺的女儿被关押起来，虽不久后就获释，但也为此失去了工作。
那时他们的大女儿刚出生不久，她一度要带着女儿寄住在亲戚家的走廊，还曾睡过漏风漏雨，没有顶棚的宿舍。
后来她重新找了工作，白天教书之余，晚上还要做家务、照顾女儿、烘尿片。那个年代生活不便，其中艰难外人难以想象。
3年后丈夫终于出狱，但她的处境却没有变好，甚至雪上加霜。
出狱后的丈夫性情大变，他没有了工作，郁郁不得志，全家都靠叶嘉莹在中学教书的收入生活。
后来丈夫变得愈发暴戾，开始对妻子家暴，叶嘉莹曾梦到过自己和两个女儿被丈夫打到遍体鳞伤，梦到过母亲接自己回家。
她甚至考虑过自杀要用哪种方式。
有人问她，为什么还是没有离婚。她只说：我是旧的女子，我还有我的父亲，两个女儿。
她一生作诗无数，其中却没有关于爱情的内容。
她说，因为她没有交过男朋友，没有遇到喜欢的人。
在和鲁豫的访谈中，她聊过一些人生的关键选择，但那些选择很少是真正由她自己作出的。
“我这一生没谈过恋爱，结婚不是我的选择，去台湾也不是我的选择，留在加拿大温哥华不是我选的，这是命运。只有回国来教书，是我唯一的、我一生一世的自己的选择。”
她在时代的裹挟下漂泊，好在诗词给了她力量。
她的课程在学生中大受欢迎，她对古诗词的研究也获得了许多人的赏识。
在台湾生活了18年，她从中学教到了大学，担任过多所大学的教授。
后来，她的丈夫想要离开这个失意的地方。
“我先生因为被关了那么多年，幸而放出来了，他离开了海军，没有找到工作。他不想在台湾待了，看到我有机会出去，就坚持让我把孩子先带出去，他也就能出去了。”
于是在60年代后，叶嘉莹以交换教授的身份被派往美国，先后成为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的客座教授。
1969年，她成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定居在加拿大温哥华，那时她已45岁。
她以为人生从此可以安定下来，可几年之后，命运给了她第三次沉痛一击。
她的大女儿在结婚3年后，与女婿一起遭遇车祸，双双身亡。
这次灾难再次改变了叶嘉莹，她把自己关在房间十天，闭门不出，写了十首《哭女诗》。
之后她对人生有了新的感悟，“把一切建在小家、小我之上，不是一个终极的追求和理想。”
不久后，她听说国家恢复了高考。
1978年，她看到国家招募老师的消息，马上就写了一封申请信，想要回国教书，并愿意不要任何报酬，自费一切差旅费用。
这之后，她利用每年的假期回国，辗转多所高校教书。
北大中文系教授戴锦华也听过叶嘉莹的课，她说：“叶先生是我当时毫不犹豫地选择未来要做教师的重要和直接的推动力”，“作为一个女性看到了另外一个智慧的女性师者的美”。
2013年，90岁的身体无法再支撑叶嘉莹两地奔波，叶嘉莹正式回国定居。
前总理温家宝也曾给她贺信，“您自己多难、真实，和审美的一生将教育后人。”
几年后，她又卖掉了京津两处房产，和自己的稿费、版税等一起捐出，累计捐赠3568万元，在南开大学设立了“迦陵基金”，用以推广诗词教育。
面对接踵而来的光环和名利，叶嘉莹只淡淡的说，“我就是个教师，除了教了一辈子书，一无所长。”
之后，她就独自住在南开大学的教职员宿舍，只在晚上请一个保姆做顿饭。
曾有人问她，为什么不把钱留给后代？
她坦然道，给小女儿在加拿大的房产等留得也足够了，她更在意人内心和精神世界的富足。
或许，对生于乱世的叶嘉莹来说，相比随时会失去的身外之物，精神财富才是支撑起一个人的根本。
“诗词的研读并不是我追求的目标，而是支持我走过忧患的一种力量。”
诗词已经不只是她的事业，更是她刻入灵魂的修行。
她想把诗词的力量传承下去。
历经千帆，她身上有一种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的豁达和轻盈。
她不考虑收益，只做着想做的事，推广着诗词，并坦然接受任何结果。
她曾创造过一个概念：“弱德之美”，描述一种遭遇不可抗力时，隐忍收敛却默默坚守的美。
她说：“弱德不是弱者，弱者只趴在那里挨打，那不是弱德。弱德是一种坚持，是一种持守，是在重大的不幸遭遇之下，负担承受并且要完成自己的一种力量。”
她自己的人生，似乎也诠释了这种弱德之美。
面对磨难，她说，“我承受，但不跌倒，我还要在承受之中，走我要走的路。”
“命运把我放在哪里，我就落在哪里，就在哪里开花。”
带着这种坚韧，她一步步从100年前的乱世走到今天。
愿新的时代中，她的故事仍能给你力量。
愿你也能找到自己的“诗词”。